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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了其团队管理的核心:聚焦竞争优势而非短板,通过关键节点实时评估决策质量,并以垂直化结构保持篮球队般的精简规模以避免政治内耗。

  科技企业很少能一开始就掌握所有信息。如今我们正身处人工智能浪潮的初期阶段,但平庸公司与卓越公司的关键差异,往往在于是否允许员工进行创造性冒险,同时又是否过度追究责任。

  你需要系统梳理平台架构、人员配置以及冲突处理机制,还要掌握交易达成等核心技能。可以说,这些领域存在本质差异。就像理解“人到中年”这个概念——当技术投资进入瓶颈期,必须深耕技术领域才能保持竞争力。

  人们通常并不是在找你,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清晰。就像很多组织需要的,往往不是正确性,而是清晰度。有了清晰,你就能行动。

  如果回溯到三四年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大型基础模型就像超级智能大脑,能比任何其他技术都更胜一筹。但现实发展却并非如此。如今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大型模型确实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所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其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任何特定应用场景而言,不仅需要模拟人类行为的长尾效应,更需要深入理解这种行为模式的复杂性。

  Jen Kha:首先我想从您如何管理公司谈起,特别是您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教训——当然也包括作为创始人总结的经验。接着我们会探讨日常运营的具体方法。

  第一个问题源自您的著作,我觉得与本次讨论密切相关,因为您在书中提到:科技企业很少能一开始就掌握所有信息。如今我们正身处人工智能浪潮的初期阶段,但平庸公司与卓越公司的关键差异,往往在于是否允许员工进行创造性冒险,同时又是否过度追究责任。因此我们有很多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管理GPS团队入手:相较于管理公司,管理GPS团队有何不同?又有哪些共通之处?

  Ben Horowitz:是啊,这和公司运作模式确实大不相同。像公司这种组织有明确的职能分工、人员配置和具体产出目标,还有专门的管理团队。简单来说,我们这里的人才密度比普通公司高得多,单凭智商优势就占尽了优势。看看Chris Dixon, Martin Casadi, Alex Rep这些大佬,他们都是企业高管,但要让这么多高智商人才都集中到高管团队里,那简直难如登天。所以像Mark这种人,他不仅是过去20年里最顶尖的架构师和社交软件专家,还是个极具天赋的投资人,我不会给他太多具体指导,而是帮助他理解投资对话的流程——比如如何把握风险、如何找到正确答案,以及如何在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我们最大的误区在于,总把目光聚焦在企业的某些短板上,而非关注其核心竞争力和卓越表现。要知道,虽然人人都能自诩擅长某项领域,但真正需要验证的是:他们是否真正在该领域独步天下?这才是值得投资的核心价值所在,而非盲目追捧那些“多面手”。毕竟,若无法预见其短板,这种投资往往得不偿失。因此,关键在于找准定位。

  接下来,你需要系统梳理平台架构、人员配置以及冲突处理机制,还要掌握交易达成等核心技能。可以说,这些领域存在本质差异。就像理解“人到中年”这个概念——当技术投资进入瓶颈期,必须深耕技术领域才能保持竞争力。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往往会对技术投入逐渐减少。因此,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做出战略调整。

  Jen Kha:但若仅聚焦GPS议题,您如何看待责任归属问题?此前曾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何时提拔合适人选,何时淘汰不当人员。最终决策权虽由垂直层级掌握,但您与Mark在公司层面同样参与决策。请问您的决策思路与框架体系如何?该体系是否历经16年持续演进?

  Ben Horowitz:是的,虽然它已经有所发展,但核心要素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风险投资领域,若因成果尚不成熟而选择观望——比如等待10年或15年后才评估某人是否具备优质投资组合——这种做法实属危险。

  时间跨度实在太长了,要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可能会做出很多糟糕的投资决策,也可能错失大量优质投资机会。如果不能让这个人承担更多责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始终关注关键节点:他们如何展现能力?把握机会的敏锐度如何?赢得机会的效率怎样?整体表现如何?我们如何评估当前质量?毕竟有些项目能成功,有些则失败,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完美无缺。

  Jen Kha:或许我们应当着重探讨垂直化战略,因为我认为垂直化转型堪称公司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彻底改变了组织架构。您和Mark曾对此有过深入探讨。如今回望,显然当时做出这一决策是明智之举。那么问题来了:在公司持续扩张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垂直化转型可能带来的陷阱?如何在保持跨部门沟通的同时,确保业务线间的协同效应?

  Ben Horowitz:是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观察点,其实源自Mark和我2009年与已故的Dave Swanson对话。戴夫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最佳团队规模不应超过篮球队伍,就像五人首发阵容那样精简。这个理念源于我们对投资领域的深刻思考——投资团队不应过度膨胀。如何保持这种精简?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垂直化发展。

  当时整个行业还面临另一个挑战——软件正在吞噬整个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扩大规模以应对市场。但我并不希望团队规模超过一支篮球队。这最终形成了垂直结构,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团队必须优秀。

  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方式各有特色。比如当团队关系密切时,比如在AI应用开发团队中,我们会安排各团队成员参加对方的会议,这种紧密协作形成了高效联动机制。此外,我们还定期召开跨团队管理会议,以及定期举办行业ID交流会。而年度重头戏当属GP线下会议——每年两次,每次为期两三天,大家无需准备太多议程,轻松畅聊交流。

  Jen Kha:你认为David Haber的论点是否认为机遇存在于交叉点?我认为如今每个人——无论是文化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倾向于追求共赢。因此不存在那种政治层面的博弈。我也认为这种现象有时在其他组织中普遍存在,表现为零和博弈和保护领地式的行为模式。

  Ben Horowitz:是的,这其实是我们公司特有的文化理念。来自其他公司的反馈显示,相比那些只有十来个人的小公司,我们的政治斗争更少。这就是文化差异——要么政治斗争能获得奖励,要么就会引发各种内斗,比如政变、内部冲突之类的,大家彼此看不顺眼,导致政治行为失去动力。而我们公司恰恰相反。

  Jen Kha:关于文化这个话题,我总忍不住感叹:你总能捕捉到前台的八卦,连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都能听进去。你总说每次策划活动时,细节必须到位,这是唯一的方法。不过换个角度问吧——你是怎么把握细节的?如何既能敏锐捕捉这些微妙之处,又不陷入事无巨细的管理?毕竟创作过程中也需要让事物自然发展。你如何在这两者间找到平衡?

  Ben Horowitz:是的,如果你仔细想想我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先定下方向,然后在遇到冲突或拿不定主意时做决策。说到底,决策能力是关键在于什么让你擅长这个。这其实是智慧与判断力的结合,而判断力本身又是智慧和知识的融合。所以问题在于:你掌握了多少知识?又有多聪明?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正确的判断?在组织中,知识往往与实际干活的人紧密相连。

  重点不在于管理层,而是要关注交易伙伴在做什么。IT团队的成员在做什么?财务人员在做什么?当我们拜访客户时,能从哪些方面获取信息?关键在于与那些处于决策前沿的人员交流,也就是所谓的“时间创业者”。

  因此我总是花时间处理这两件事——比如在团队会议中,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这种方式,我逐渐掌握了大量知识。再加上我作为创始人的身份,当公司遇到突发状况时,总会有人打电话来,比如他们会说“我这就告诉Ben,他肯定不会喜欢这个”。所以我认为,领导力的关键在于:永远不要让员工觉得“我们没必要麻烦本处理这个,毕竟他没花时间”,而实际上我只用了14秒就解决了问题。

  要知道,人们通常并不是在找你,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清晰度。就像很多组织需要的,往往不是正确性,而是清晰度。有了清晰,你就能行动。

  Jen Kha:是的。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垂直领域。今天我们讨论了七个垂直领域。其中一个话题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些领域是否合适?接着能否举些例子美国驻沪总领馆 vpn,说明那些你起初不愿尝试但听起来不错的垂直领域创意?这些领域是否具备我们决定放弃的正确技术基础,甚至是否具备相应的创业能力?

  Ben Horowitz:没错,这些项目的设计确实围绕市场展开。我们试图匹配的创业者群体,如果某个领域聚集了大批能打造数十亿美元企业的顶尖人才,我们是否具备能拿下这些项目的能力?不同领域的创业者需求差异显著——加密货币创业者、生物科技创业者、美国活力创业者,他们的需求可谓天差地别。

  所以你得选个能对上这个市场的产品。选市场时既要不过早也不过晚,这还真有点讲究。我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是,我对这些市场充满信心,因为每个市场都存在大量引人注目的活动,这些活动将推动各市场的表现。这并非像Anderson Horowitz公司那样,我们只要进驻某个市场就能确保胜利。但我们需要不断优化团队结构、调整战略思路,确保最终能赢得市场。目前我们所处的市场显然都相当优质。虽然之前出现过一些市场,但据我所知我们并未认真对待。另一个市场涉及清洁能源、绿色能源等ESG领域。至于另一端市场,我们认为更应聚焦美国的创新活力——这种市场既不显得过于局限,又能更精准地导向经济成果,而非那些空洞的口号式口号,比如“做好事”之类的。

  这些因素往往会导致你做出非常奇怪的决策。比如投资本就困难重重,若还要额外考虑“这会不会发展成大公司赚大钱”这类标准,那就更难了。你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核心问题上。

  我认为美国钻石计划的精妙之处在于:虽然其中许多举措可能对美国或其他方面有益,但该领域蕴藏的机遇实在太多。毕竟,美国确实需要革新其国防体系,必须提升情报能力和公共安全水平,才能真正保障民众安全。你知道,我们得先解决能源问题,还得解决稀土矿开采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比如开发替代能源或燃料,这些方案或许可行。但说到底,我们始终没有找到ESG。

  Jen Kha:是的,我记得在你们讨论美国创新活力的初期阶段,你曾激励团队成员并提出疑问:这究竟是营销噱头,还是真正的技术变革?经过深入研究,现在看来确实发生了实质性的技术革新——特别是在供应链管理、国防领域以及政府服务方式等方面。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我认为关键在于双重考量:首先,是否真正实现了技术革新?因为这正是创造风险投资回报的核心所在;其次,是否具备真正能推动变革的创业人才?

  Ben Horowitz:是的,广告确实是个不错的营销点子。不过当他们在内部汇报这个营销方案时,我立刻就问:“基金的具体运作方案是什么?怎么才能赚钱?我们有投资者,必须实现盈利,这听起来像是个绝佳的营销故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不会大动干戈,而是会聚焦核心业务。基金的重心将从营销转向更精准的业务聚焦。”

  Jen Kha:是的,我们最终聚焦于三个核心垂直领域,这些领域正经历着技术变革,或许能带来重大机遇。Mark和我都认为,社会能为个人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获得人生试水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做出超越自我的贡献,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棒的事。那么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这种变革如何推动我们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我们计划部署哪些基金组合?这些组合又将如何在未来10到15年持续产生影响?在领导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您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

  Ben Horowitz:要知道,我认为将人们的工作置于具体背景中至关重要。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我想探讨的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思考,究竟什么对人类有益?

  纵观人类历史,真正有益的时刻往往出现在人们有机会超越自我、做出贡献并实现远大理想的时候。但现实中的许多制度设计——比如构建乌托邦、实现人人平等之类的构想——最终却适得其反。看看共产主义等制度的历史,你会发现真正发生的情况往往是:人人都有平等机会,却无人真正获得机会。

  要在国际舞台上保持重要地位,就必须在经济领域取得胜利,必须在科技领域取得胜利,必须在军事领域取得胜利——这三者缺一不可。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国家在科技领域赢得胜利。这不仅关乎我们自身,更关乎国家命运,关乎全人类的未来。这正是我想要强调的核心。我认为,对我国人民而言,这种认知能帮助他们明白:这些并非无关紧要,创造这些机遇才是关键所在。

  为了让大家了解促成这个合作的背景,先说说我在墨西哥的经历。当时团队里有个新人提出关键构想: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至关重要,必须通过这个联盟来加强边境管控,推动国防制造业发展,同时推进能源领域合作——比如我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经过多方协商,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这正是我们团队的核心理念:想要改变世界,就必须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

  Jen Kha:科技并购市场似乎又要重新活跃起来了。您觉得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吗?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商机呢?

  Ben Horowitz:AI具有颠覆性影响,所有企业乃至传统行业都面临其威胁。应对这种威胁的关键在于掌握未来的核心技术。因此我认为,未来将出现大量并购活动,因为企业需要重构运营模式以求生存。

  如果回溯到三四年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大型基础模型就像超级智能大脑,能比任何其他技术都更胜一筹。但现实发展却并非如此。如今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大型模型确实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所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其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任何特定应用场景而言,不仅需要模拟人类行为的长尾效应,更需要深入理解这种行为模式的复杂性。

  说到Curator这个系统,它整合了13种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涵盖了编程方式、与程序员沟通技巧等方方面面。这些模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他们专门开发了独立的基础模型——专门用于编程和编码的模型。你可以用这个编码模型替代Anthropic或OpenAI的模型,或者将OpenAI或Anthropic的模型与其他模型组合使用。这套方案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应用程序的行为表现可能在某些方面比拥有配备最多GPU的巨型模型火车更重要。虽然具体如何体现还不太清楚。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应用程序本身的复杂度非常高。这种复杂性是否被基础架构所涵盖?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基准测试可能会产生误导。而且,我认为这种现象在人工智能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我们团队曾发表过一篇很棒的文章,讨论了不存在所谓“上帝级”视频模型的观点,我建议您阅读这篇文章,它深入探讨了不同应用场景最终需要不同模型的原理,这与我们多年前的设想大相径庭。

  Jen Kha:当然。是的,这其实要追溯到我开始这场网络研讨会时引用的那句话——技术企业最棘手的难题在于,你很少能提前掌握所有情况。随着大家逐步摸清人工智能领域的各种门道,比如校准技术、基准测试标准都在变化,人们对这些技术实际效用的预期也在调整。与此同时,参与建设的创始人团队也在不断更新。至少可以说,这确实是个充满乐趣的时期,但作为其中一员,我们也在实时学习过程中,有时这种学习过程可能会让人感到相当不安。

  虽然这些情况确实令人沮丧,但大家可能正为估值水平、市场环境等要素感到焦虑。现在我要把话题转向风投投资的未来趋势——这与当前形势密切相关。有观点认为,精简高效的商业模式能让创业者在资本回报中获得更多收益。在当前环境下,您是否担心股权分配问题?特别是考虑到GPS公司近期在股权预期方面所做的调整,您对此有何看法?

  Ben Horowitz:因此我认为,正如我们所见,当前的股权持有比例已相当可观。对于近期投资中持股比例达到20%甚至更高的项目,虽然有些公司尚未达到我们的持股标准,但这些企业的估值增长速度实在太快,所以目前还算合理。当然,这类特殊公司往往拥有非常特别的创始人,就像某些特定时期的情况一样。但对我们而言,对于核心基础设施、核心应用等核心业务板块,目前的持股比例已经相当合理了。

  Jen Kha:关于当下风投行业的现状有个问题:16年前你和Mark创立公司时,风投机构还少得多。如今市场上活跃着3000多家风投公司。虽然优秀创业人才依然稀缺,但来自零售等渠道的资本来源正不断涌入。在展望公司未来时,你如何看待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与创始人之间的权力格局变化?你们公司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Ben Horowitz:我认为创业仍然非常艰难。要知道,如果你只是个工程师或AI研究员,发明了新东西就贸然进入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需要有能帮你建公司的投资伙伴。那么,初始估值对合作伙伴来说更重要吗?我认为大多数聪明的创业者都明白,真正能助力公司成功的风投机构其实寥寥无几。能成为这样的合作伙伴,我认为仍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处境。

  因此,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领域是:对于那些刚刚起步、尚未达到风投标准的创业者,通过我们的速成加速器项目,可以为他们提供支持。如今我们如此重视这个领域,是因为借助新工具,将创意转化为产品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我们正密切关注这一趋势,同时品牌效应也正转化为加速器的实质。我们正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加入,而这种人才涌现的现象,正是我们想要把握的机遇。

  Jen Kha:基于先前关于人工智能领域多重赢家的讨论。为何过去的技术周期发展轨迹与当前截然不同?为何在那些产品周期中,谷歌、亚马逊等少数赢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如今人工智能领域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

  Ben Horowitz: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具体结果,但人工智能作为新兴计算平台,其规模与应用数量的对比值得深入探讨。我们通过计算机开发各类应用程序,这正是该技术发展规模的典型体现。

  要知道,在互联网时代,如果问起哪些企业是通过互联网起家的,那可真是数不胜数——从Meta到Netflix,从Amazon到Google,这些公司都堪称行业标杆。它们都是商业版图上的超级赢家。如今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产品正产生更深远的经济影响,未来必将涌现更多市值突破十亿美元甚至千亿美元的科技巨头。就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发展态势而言,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整个设计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这种规模在科技史上还是头一遭。

  你懂的,我当然知道你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关于AI泡沫,我确实收到过不少问题。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担忧这会是个泡沫,原因之一在于估值涨幅实在惊人。但若细究客户采用率、营收增速等深层因素,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旺盛的需求。估值飙升与需求激增同时出现的情况,实属前所未见。可以说,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至少就我职业生涯所见而言,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我们拭目以待后续发展。但就NVIDIA的估值倍数而言,其实并不算离谱——特别是考虑到其增长速度和盈利规模等因素,从历史数据来看,这种估值水平并不算极端到需要被贴上“泡沫”标签的程度。所以大家可能会问:这种增长是假的吗?难道是假的?但根据我们的分析,答案是否定的。市场需求确实非常强劲,后续发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我认为,这毕竟是我见过规模最大的科技市场,看看究竟有多少公司能真正脱颖而出。

  Jen Kha:我再来问几个快问快答,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访谈。今年你在Spotify说唱平台上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是哪首?

  Ben Horowitz:《Young Thug》。你知道当你出现在新闻里时是什么感觉吗?就是那种“哎哟”的感觉。这首歌真的戳中了我。

  Jen Kha:我必须说,我超爱这个!对我而言,Follow the leader绝对会成为我最常播放的节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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