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情感经验的累积是认知形成的基础，共情机制在战略传播的认知塑造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共情驱动的语境出发，探析智媒时代下美国战略传播共情机制的分阶段动向，从其发展失衡中挖掘其存在的问题，指出鉴于美国战略传播在共情机制运用上的特点，中国在应对时可采取“刚柔相济、灵活多变”的情感策略，有效克制美国战略传播中的情感极化现象，让更多的国际受众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包括直接服务于其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的系统化传播活动，自“冷战”以来已完成从服务“战争宣传”到兼具服务“软文化渗透”功能的转向，但对“他者”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至今仍是其核心目标，在国际舆论场具有明显的霸权性质。①综合来看，美国战略传播体系的运作表现为：在宏观层面，巧设议题、编造故事、定位角色；在微观层面，协调资源、把控渠道、操纵信息，其传播效果主要取决于目标受众的接受度。

　　在跨文化传播中，人类共同的情感作为战略传播的驱动机制，具有较高的兼容性和较强的感染力。从美国的战略传播案例来看，打造大规模、强烈的共情场域是其叙事与传播攻势的主要着力点。因此，在共情驱动的语境下研究美国的战略传播，有助于揭示其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

　　在智媒时代，传播网络中各节点与各样态媒介的接触点激增，传播内容与受众的联结也呈现互动领域增生、黏性变强、样式泛化等特点。①加上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并构、数字交往的深度发展以及时空界线的模糊化，“身体共在”得以通过多种形式在多样场景中出现，个人的情感系统由此更容易融入愈加复杂的拟态环境，从而接受情感传递和进行情感交互。在这种变局之下，关注美国战略传播的动向与问题，对于中国采取有效的应对之道有着现实意义。

　　作为系统化的传播活动，基于共情机制的战略传播可分为情感激发、情绪感染和认知塑造三个阶段，②贯穿从议题设置到辐射目标受众的整个流程。其中，情感激发的强度取决于传播信息唤起受众反应的动能；情绪感染的广度和深度源于受众参与共情的规模；在同等情感累积的情况下，认知塑造的效度与社会语境的契合度息息相关。美国借助智媒时代的数字生态格局，在情绪激发、虚拟社区参与和社会现实的建构三个维度为战略传播的共情机制赋能。

　　在人工智能、三维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支持下，视听媒介的信息承载量（声音、文字、图像等）和作用强度大大增加，人体和传播信息的连接感明显增强。③传播的人格化特征更加突出，情感交互愈加沉浸，从而使受众在多感官激发中更加快速地生成个人的情感体验。2022年8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室（SIO）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mac玩美服不用vpn，自动生成大量虚假头像，伪装成独立媒体机构，实则构成庞大的虚假媒体网络。④这些虚假账号在同一时段内大量复制粘贴统一口径的内容，并制造热门话题标签，搭建“信息茧房”，目的是快速突破受众的心理防线，煽动其情绪反应，达到操控舆论走向的目的。

　　游戏等文化产品因其易于跨文化传播，也被美国利用作为战略传播的工具。这些游戏以精巧的三维建模、VR设备兼容等特性吸引潜在用户，将其拉入精心策划的情节中，如展示美国军事实力等，充分调动用户“五感”，在以“玩”为依托的数字交往中增强感官与媒介的黏性，从而完成情感交互和情绪记忆塑造的过程。

　　在共享经济的浪潮下，大数据与自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显著提升了受众在信息传播链条中的主体性，极大地降低了内容创作与传播的门槛，有效激发了受众的“参与需求”。在此背景下，各行为主体积极运用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及区块链等进行海量信息处理，并通过即时交互机制构建情感共鸣与关注度增强的循环体系。①这一体系中，“参与接口”的多元化设计成为关键，促进生成连贯且高效的沟通网络。美国战略传播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精心布局传播网络，将公共与私人账户作为战略节点，通过“发帖”与“跟帖”的交互模式，精心培育虚拟社交生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社群。在特定事件如俄乌冲突期间，该策略的运用尤为明显通过筛选并翻译互联网上的部分偏激言论，刻意放大并扭曲其极端内容，以此作为战略传播的素材，企图引导国际舆论。同时，利用标签化、热搜词等手段作为引导受众参与的接口，部署社交机器人账户实施自动化点赞与关注操作，以此增加曝光度，迅速扩张数字社群规模。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信息流旨在激发非理性的情感传播浪潮，以达到其特定的战略目的。

　　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依赖于个体和群体对现实的解读，即个体和群体通过语言、符号、媒介等传播手段对社会现实的共同建构和塑造。②当被建构的社会现实与民众需求、价值观、期望以及社会环境高度一致和协调时，能够更有效地减少情绪表达、传递、植入的阻力。在智媒时代，由人机协作加工而成的信息经由算法进行分发，用户的生理、情绪反馈被打包成数据返回平台，这种循环更新式的数字交互能够近乎实时地开展关于社会现实的认知建模，从而迅速提升对受众需求、情绪、价值取向等的感知能力，设计并实施定制化的认知影响策略。在面向未来的战略传播议程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社会现实建构为目标，创建了包括“人工智能推理图谱”“世界建模者”“语义取证”在内的多个项目，聚焦对复杂社会系统的解构，分析多维度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把握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等关键信息渠道中的舆论脉动，精准捕捉关键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轨迹与舆论演进的宏观趋势。这些美国战略传播在即时感知与精准研判能力方面的发展值得关注。

　　在智媒时代，虽然美国战略传播获益于共情机制的赋能，但其内在矛盾并未伴随技术进步的浪潮而自然消解，其潜在的问题在传播生态的发展失衡中逐渐浮出水面。

　　美国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认知，依旧受制于“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无视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其以自我价值观和本国利益为评判标准，忽视了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应对和减贫等领域的显著贡献与大国担当。①特别是在对中国的认知上，美国持续受限于“挑战者”或“竞争者”的单一叙事框架，否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日益凸显的建设性角色。以新冠疫情为例，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并慷慨援助国际社会的行动，深刻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却遭美国选择性忽视，甚至以“中国病毒”等谬论反向煽动国际恐慌与分裂情绪。美国虽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但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公正性频遭质疑，进而产生大量信息噪音。传播学中的“有限效果论”强调受众是具有自主选择与批判性思维的主体，面对信息洪流，受众基于自身的认知资源进行筛选与吸收。当美国输出的信息与受众的认知框架、情感需求相悖，或者信息过载、认知负荷过重时，便会产生“噪音干扰”，削弱信息的影响力，激发受众的反感与排斥情绪。

　　基于共情机制的传播实践应遵守伦理准则。智媒时代，传播成本的降低固然促使信息的流量和流速呈指数级增长，但智能算法的“黑箱”存在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输入与输出之间，难以为外界所观察、理解的隐蔽层也让信息的质量管理变得愈加困难。传统的传播治理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应对智媒时代错综复杂的话语现象，尤其是对于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的美国而言。①而美国在乘着智媒快速发展之势大力推行战略传播的同时，并没有付出同等的努力去更新治理理念和提升治理能力，致使传播与治理能力失调。长期以来，美国媒体自恃强大的传播渠道掌控力而滥用“第四权力”，当假新闻背后的真相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对共情基本原则坦诚与信任的违背就暴露出来。信任基石的崩裂意味着精心打造的情感互动系统分崩离析，大众情感发生断崖甚至逆转。2018 年以来，美国以加强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保护为由，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全球5G市场的发展实施遏制，并运用融媒体平台的广泛影响力，通过精心策划的舆论攻势引导公众视线。德国《每日镜报》等媒体援引欧盟以及多国官方机构的长期审查结果指出，华为设备在安全性方面并未展现出显著风险，反而是包括思科在内的美国企业的产品频发安全漏洞。②虚假信息传播不仅严重侵蚀公信力，还逐步形成一种“信任衰退效应”。信任危机意味着共情机制存在漏洞，并阻碍其后续相关战略传播的顺利开展。

　　在美国的涉华战略传播上，内容生产的情绪基调偏焦虑、紧张，③话语失真、话语煽动、话语仇恨、话语双标等现象层出不穷，情绪化信息占据较大比例，为了高“传染性”而放弃了连续、合理的逻辑链条，“感性”与“理性”的天平失衡，凸显了一定的非理性特征。在智媒时代，媒介信息呈现碎片化、即时性，当舆论场中感性和理性失衡，就会滋生负面情绪甚至极端情绪。例如，在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战略传播中，美国借国际热点议题多次运用“否叙事”“解叙事”“无叙事”等策略，④ 以缺乏逻辑支撑的论据、情绪化的煽动和强行的关联，大肆渲染中国对美国以及地区国家的各种“可能的威胁”，并时刻紧盯、放大炒作中国国内事件，以期巩固话语霸权和单边主义的舆论支撑。殊不知，这种失衡的情绪传播不仅没有转移美国国内矛盾，其

　　酝酿的负面情绪反而在国内造势、升级。在全球化的紧密网络之中，美国国内情绪的激荡难以避免地产生外溢效应，对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和真诚合作构成负面影响，不同文化、价值观及国家利益间的误解与隔阂被放大。总体来看，智媒时代，美国的战略传播共情机制具有双向作用，在向外向内播撒负面情绪之种的同时，也埋下了国际关系的隐患。

　　战略传播是大国展开低烈度竞争的攻防利器，基于共情机制的战略传播凭借情感之力的累积效应，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中国在面对美国战略传播的多元攻势时，可在舆论争锋中展现不同的情感强度、情绪表达，刚柔相济、灵活多变，以持续的情感输出和共情回荡，在叙事攻防中讲究“化打合一”。

　　战略传播所塑造的情感系统中，各种情绪碰撞、共存，欲稳住自身舆论态势，需保证平衡点不被突如其来的极端情绪击破。因此，应在稳中求进中把握动态平衡，情绪表达的强度应与传播治理能力成正比，情感倾向应与一贯的国家话语保持一致，在优化叙事的同时做好话语治理。产生共同认知的前提是情感认同，面对充满焦虑的西方舆论，要讲究“破”与“立”的结合。

　　“破”是要灵活运用智媒时代赋予的传播手段和大数据算力找出恶意传播信息的失衡点，继而通过各媒介、渠道的整体联动，揭露充斥极端情绪并失去逻辑支撑的叙事， 指出其违背共情原则之处，卸掉其持续传播的“后劲”，打破其情感认同的基础。例 如，在当前中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媒体应运用其专业优势，依托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敏锐捕捉并深刻剖析美方传播策略中的叙事偏颇与情绪煽动点。此类偏颇的叙事往往蕴含极端情绪色彩，缺乏扎实的实证基础。部分美国媒体故意夸大中国出口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潜在冲击，试图以此激发公众负面情绪， 加剧两国间的对立态势。对此，应迅速激活深度数据挖掘与分析机制，运用大数据比对与验证技术，精准揭露这些报道中的数据偏差、逻辑谬误，并强调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利好，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低估。在此基础上，中国媒体应精心布局跨平台、多媒体联动的综合传播策略，融合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权威专家访谈解读以及数据驱动的可视化报告等多种手段，将美方的偏颇叙事置于国际受众的理性审视之下，引导公众进入客观、全面的信息评估模式，认识到相关报道的煽动性本质及其对两国合作基础的潜在损害。

　　“立”是在构建坚实的国内舆论阵地的同时，以稳重的姿态、自信的文化和切实的行动赢得国际信任，拓展国际舆论的主阵地，摆脱负面“他塑”的影响，提升“自塑”的共情传播能力。①例如，面对国际舆论场的质疑与挑战，应采取积极主动姿态，通过发布权威报告、举办高层次国际交流活动、展示发展成就等手段，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及深化开放合作的坚定决心；与此同时，持续以实际行动巩固国际信任基石，包括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等。这些举措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有效纠正舆论极化倾向，拓展并巩固中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地位。

　　在与美国的长期舆论交锋中，中国面对舆论屏蔽、渠道封锁、信息曲解等挑战。针对国际传播中共情的时差、强度、持续力、方向等问题，要柔中藏锋，借势发力。

　　一是要利用美国“信任赤字”加剧的契机，逐步瓦解美媒营造的冲突氛围。例如，近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维和部队在推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当地民众情感认同。类似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是营造共情的良好案例。随着美国全球信任度下滑，中国以实际行动和显著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尊重，进一步强化了战略传播共情机制的有效性。

　　二是要提高战略传播的资源整合能力，在短视频、直播、具身互动等新媒体传播方式中巧妙植入战略传播的符号和修辞，扩大民间组织的共情参与，避免单向性信息过密过频繁，② 从而借传播节点的扩散或凝聚之势增强情绪感染力。例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展现了卓越的新媒体传播创新能力，巧妙运用网红、短视频及直播平台，结合一线抗疫直播与民间组织抗疫叙事，形成了有效的共情传播，提高了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三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广泛传播，特别是在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等全球性议题上，积极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例如，通过讲述中国如何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不仅能够展现中国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为赢得国际认同构筑舆论支撑与情感基础，还能深刻剖析、揭露美西方媒体因资本操控而存在的偏见与误导，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引领全球舆论生态的正向变革。

　　四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为媒体的形式与内容创新提供强大支持。AI数字人、虚拟主播等技术的应用，为信息传递增添了情感色彩；视频、游戏中融入智能化角色扮演与决策系统，使观众的选择与反馈能够直接影响情节发展与结局，超越了传统认知，实现了更加流畅的情感交互。智能媒体发展所带来的诸多优势正逐步显现。如何将这些优势系统化、高效地融入中国的战略传播体系，应成为未来传播规划中的重要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提升国际叙事空间的传播力，要看清智媒时代催生的舆论环境新变量，把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传播发展动向和存在的问题。同时， 也要抓住智媒时代的技术机遇，既要实现输入与输出、传播与治理、感性与理性的动态平衡，又要克制美国战略传播的情绪极化现象，积极参与对舆论生态失衡的纠偏，扩大国际受众共情参与的规模，累积对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