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在同一天通过了两项法案的三读，第一项法案宣布禁止通过技术手段在俄联邦境内访问被政府封禁的网站，也即通常所说的“VPN”。第二项法案则要求包括网络平台在内的所有信息交换业务均以实名电话卡作为注册门槛，杜绝匿名网络用户，同时所有运营商有配合政府要求提供信息或封禁特定内容的义务。如果能够获得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批准和总统签字，这两项法案都将在2018年1月起正式生效。

　　这两项法案在俄国内引发激烈争议，连最重要的官方媒体俄新社也刊发了质疑其效力的评论文章。两天以后，大约两千人参加了莫斯科市中心一场主题为“为了自由的互联网”的抗议游行，抗议对象既包括刚刚通过的两项法案，也包括已于去年通过生效的两项新刑法修正案——“雅洛瓦亚法案”，许多参与者要求俄信息监管局局长扎科夫辞职。

　　尽管莫斯科市政府表现得很不情愿，但这次游行仍是获得批准的合法游行，其组织者、在野反对党Parnas的成员事后告诉媒体，他们正在筹备全国范围的进一步抗议行动。

　　对于俄罗斯政府审查和干预网络内容的报道最初见于2010年底，但真正进入全面监控时代则是2011年底俄全国爆发大游行以后。2012年11月，俄罗斯通过了网络“黑名单”法案，授权政府封锁部分被认为不符俄法律的网络站点，2013年，这项“黑名单”法案中又被增添了“极端主义”、“号召非法集会”、“煽动仇恨”等条款，包括反对派领袖纳瓦里内的博客在内的一大批反对派网站和主页因此遭到封禁。

　　线月，以其起草人伊琳娜·雅洛瓦亚的姓氏为名的两项刑法修正案通过实行。这两项修正案以反恐名义要求俄境内全部网络信息交换服务器均需位于俄罗斯境内并对国家安全机构公开全部数据，禁止所有网络匿名行为。这成了如今俄罗斯各项网络封锁决定的直接法律依据，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里俄罗斯因网络封锁问题连续爆发数起舆论事件，但包括四月遭到短暂封锁的微信、六月底的Telegram风波和刚刚通过的“禁用VPN”在内，所有这些事实上只是雅洛瓦亚法案的落实结果而已。

　　尽管没有正式封锁谷歌、Facebook和YouTube等国外网站，但根据谷歌最新发布的透明度报告，俄罗斯政府要求谷歌（包括YouTube）删除或封锁的网络内容数量居全球第一，超过了总量的一半，不少对政府不利的页面遭到定点拦截，非官方统计则显示进入信息监管局“黑名单”的域名已达数千个，封锁本身不会给出任何理由。纳瓦里内的YouTube主页如今拥有133万订阅用户，刚刚开通半年的团队直播频道的订阅人数则超过了38万，是如今俄反对派最重要的阵地，但就连这位向来表现得无所畏惧的反对派领袖自己也承认，政府随时可能封杀他的直播频道甚至整个YouTube站点。

　　与此同时，打击和封锁早已不限于线上，网民群体正在成为俄强力机构追捕的最新目标，2011年底俄联邦安全局向VK掌门人索取反对派小组成员信息的尝试还因为遭到强硬拒绝而不了了之，但最近几年，因线上活动而遭逮捕甚至判刑的人数已累计达到数十人。2016年8月，一名YouTube用户因直播自己在教堂抓精灵而被捕，随后被判有罪，2017年7月，在国家杜马审议这两项法案的同时，车臣又有大约10人因在通讯软件中对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表示过不满而遭到逮捕。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执政十七年，维持信息垄断对保持普京的高支持率至关重要，对克宫而言具体管控对象是电视台还是互联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卖个手机都要获得联邦安全局特批的俄罗斯，绝大多数互联网运营商们对与政府对抗这件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

　　7月23日莫斯科市中心的抗议集会不是针对“雅洛瓦亚法案”爆发的第一次抗议，恐怕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2016年7月，普京签署“雅洛瓦亚法案”第二天，曾有俄罗斯网友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废除该法，当天就收到了超过10万人签名，四天后签名人数突破了50万。

　　但23日的莫斯科游行的确是史上最大的一次线下抗议行动，组织者称游行参与人数超过了3000浏览器拦截vpn，俄内务部则给出了800人的人数估计，无论具体数字为何，对比一年前最终不了了之的那次网络请愿，以及反对派人士于同年7月26日在多个城市组织的响应者寥寥的现场抗议，事情显然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这次游行不仅获得了市政府批准，也得到了官方媒体的低调报道，参与者们在游行现场打出了“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真相比审查更有力量”等口号，要求废除最近通过的一系列网络监控法案，更多人则要求信监局局长扎科夫引咎辞职。只有两个参与者被警方强制带离——其中一个穿着支持纳瓦里内的应援T恤，另一个则仿照2011年游行口号“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的格式，自己印刷了“没有普京的互联网”标语。与五月时的反拆迁抗议一样，莫斯科市政府似乎相信，只要事情不发展到要求普京下台或支持纳瓦里内竞选，抗议本身仍可保留其非政治属性。

　　无论是否有掩耳盗铃之嫌，莫斯科市政府的态度极具代表性：在地方长官选举和总统大选迫在眉睫的现在，强行禁止民众表达不满情绪只会造成更高的政治风险，游行组织者打算筹备更多游行的想法有其现实基础，毕竟，在不“越界”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表面上的执政弹性和对话可能，已经成了俄罗斯大部分地方长官的共同选择。

　　然而问题在于，五月莫斯科顺利举行的反拆迁抗议并未阻止国家杜马随后通过拆迁法，三月横扫全国的那次抗议甚至没能促使政府对涉嫌贪腐的总理梅德韦杰夫进行调查，同样地，其实没有人相信这次针对网络封锁的抗议活动真的能在俄罗斯捍卫住“自由的互联网”，过去几年里俄罗斯没有任何一次街头抗议或请愿活动曾经改变过政府决定，等到明年一月，网民们也只能接受和VPN说再见的命运。

　　至于所有这些造成抗议的现实问题究竟将在未来以何种形式获得什么样的答案，恐怕目前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要知道。